《彭修文作品集》與當代民族器樂研究

白得雲

十九世紀開始，西方文化從觀念上逐漸將音樂視為一種獨立、具有自主性的藝術形式。在人文學科興起的學術氛圍下，這種文化價值觀念上的變遷，促成學者開始運用科學的思考方法，通過實證的客觀資料，研究作曲家的創作過程及歷史，音樂學亦由此發展成獨立的學術研究範疇。

早期的音樂學研究，借鑑於古文字學、語言學等學科，逐漸發展成一套嚴謹的研究方法。這時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一是對作曲家生平、創作編年等資料的研究；其二是樂譜的整理，其中包括對各種不同版本的手稿及印刷樂譜進行比較分析。上述兩方面研究背後所追求的理念，是以樂譜作為科學研究的實證資料，考察及探討作曲家的創作意念及過程。時至今日，大部份西方古典音樂的主要作曲家，在實證資料的整理上已經相當完備。如巴赫這些地位特別重要的作曲家，除樂譜全集經多次整理，個別作品的手稿亦先後出版，對作品編年及創作過程的認識，亦經過多次修訂，原始資料亦有較為完整的檔案管理。

相對而言，有關近現代中國作曲家的音樂學研究，仍然處於起步階段，民族管弦樂在這方面的研究更為缺乏。近年顧冠仁、關迺忠等作曲家的民族管弦樂創作，以至個別當代作曲家的主要作品，已經有質量較理想的樂譜出版，但距離完整的作品全集整理和出版，仍然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2020年整理出版的十卷本《彭修文作品集》，是首次有民族管弦樂創作為主的作曲家，在作品整理上達至接近實證資料研究的基本要求。整套作品集以編年的形式，整理了彭修文創作及改編的樂曲。根據作品集附錄的「作品年表」所記，彭修文共有四百多部民族管弦樂作品，但許多樂曲的原譜已經散失，現時能夠整理出版的只有百餘部。

作為現代中國民族器樂合奏形式的奠基者之一，整理、比較、分析彭修文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創作及改編，除了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更可以讓我們了解當代民族器樂大型合奏形成及發展的過程。民族器樂大型合奏的出現，固然受到西方管弦樂的影響。但實際上如何組成民族管弦樂團、如何結合不同的樂器組合表現創作思維，從開始就沒有固定的答案。就民族管弦樂隊的發展而言，差不多整個二十世紀都是一個探索的階段。對彭修文等作曲家來說，所謂民族管弦樂創作，從來都是一個不斷嘗試與修正的探索過程。

作品集整理的優點在於它的包容性，同時收入今天已經較少機會演奏的作品。特別是彭修文的作品中包括了大量的改編作品，這些樂曲對研究彭修文在樂器運用與配器手法上的探索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作品集還收集了《豐收鑼鼓》、《月兒高》等多首樂曲的不同版本，對理解作品家的創作過程更具價值。

不過要更全面理解彭修文的探索道路，作品集只能提供譜面上的資料，音樂需要通過演繹，才能展示全貌。在閻惠昌帶領下，香港中樂團計劃將彭修文不同時期的作品，於未來幾個樂季有系統地重現於觀眾面前。這個計劃不單為大家帶來更深入認識彭修文創作的機會，從音樂研究的角度來看，更加能提供實際的音響資料，讓研究者進行比較和分析。以第四十五樂季的彭修文專場為例，選演曲目包括了從1957年改編的八重奏《關山月》，到1996年改編的《彩雲追月》（第二稿）共十一首作品，時間橫跨四十年。其中《關山月》原曲是八重奏，《紫竹調》在音樂會中亦採用較小的樂隊編制，兩曲同時不用指揮。從歷史考察的角度而言，部份早期的作品在演奏時也可嘗試復原較小的樂隊編制，更可以讓大家從較為立體的角度理解彭修文的創作道路，這也是研究表演實踐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其實除了作品集的出版與專場音樂會，整理不同時期的錄音資料，與不同版本樂譜進行對比分析，在作品集中加入對不同手稿資料及版本的分析討論，是往後需要進行的研究工作，也相信能夠為觀眾帶來對民族管弦樂更為客觀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