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樂季]

18/4/2003 大公報

中國音樂生態及發展
─香港中樂團座談會與音樂會 (之一)

劉靖之

作為香港中樂團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慶祝活動，樂團於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舉行了「世紀中樂名曲選」音樂會和「探討中國音樂在現代生存環境及其發展」座談會，是饒有意義之舉。我個人對藝術界的獎項不以為然，因為藝術的個人品味十分強烈，難以評審，但由聽眾選舉他們所喜愛的樂曲，卻是值得做的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聽眾的興趣，另方面進行市場調查以便於樂團的策劃與曲目的選擇，更能鼓勵作曲者的創作，實是一舉三得。

座談會探索新路向
這次座談會是「順便」舉行的，樂團想趁著宣布中樂名曲選舉的「結果」，邀請海峽兩岸三地的作曲、音樂家和演奏家等不同行業的代表來談談目前我們生存環境以及我們如何來適應這種生存環境。周凡夫的論文《如何面對新世代生態環境變化爭取發展空間》頗有危機感，可以作為此次座談會的主題演講，把主題點明。李西安《對音樂傳統傳承、變異與創新的再認識》，以宏觀的角度來向香港中樂團提出了這隊樂團在傳承、變異和創新三個方面所應做的事，具有綱領性意義。喬建中《現代民族管弦樂隊與中國傳統音樂》一文是相當扎實的有關中樂樂隊的結構與組織的學術論文。他將一九○○年代以前的民間樂隊歸納成十大類，並以珍貴的圖片來闡述，令我精神為之一振。

喬建中的文章，進一步証明了中樂團（所有以民族樂器組成的團）並不一定要遵照歐洲樂團的編制來組織--以四聲部弦樂、木管樂、銅管樂及敲擊樂為組成部分。照喬氏的研究所得，一九○○年代以前的民間樂隊以鑼鼓、吹打、絲竹、弦索等為主，弦樂部絕對沒有歐洲樂隊那麼重要，那為什麼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民間和官方所成立的樂隊大多是模仿效歐洲樂團的編制呢？我想那是因為他們都覺得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以後把老祖宗的好經驗、好傳統給忘掉了。我在自己的論文《大型中樂合奏藝術：獨特性與世界性》裡形容這種「忘祖」的現象為「美麗的誤會」--以為歐洲樂團的編制能適用於中樂團的。

我在論文裡還強烈地反對中樂「交響化」--歐洲樂團以四聲部和聲與對位為基礎的「交響化」，不是反對中國式的樂器聲部之間的「交響化」。演奏音樂總會有某一種形式的交響。在談到「獨特性」時，我認為我們需要把中樂和中國民族樂器的「獨特性」盡量發揮出來，並全力、長時期進行樂器改革，鼓勵作曲家為樂器改革作曲，將我們的「獨特性」發揮出來之後，得到各民族的認同和欣賞，中樂就自然而然地有「世界性」了。貝多芬的作品不是帶有強烈的德奧獨特性嗎？那不就是世界性麼？

樂改創作息息相關
張大森《我對中國民族樂隊使用的常規樂器改革的認識》一文提出了樂器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張氏說：「中國民族樂隊樂器音區的佈局多集中在高音譜表的五條線上下，幅度狹窄而做成了聲音色的混濁，缺乏清晰度，沒有層次和立體感是必然的。」他還說：「低音哨吶居然不能拆卸！長時間無法消毒清理，無異於污水管道！敲擊聲部的響鬧噪鋪天蓋地，等等。」張氏在民族樂器的演奏性能之優劣點，積累了四十餘年經驗，現為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團長。張氏的文章可以作為香港中樂團樂器改革的重要參考文獻。

但是樂器改革除了演奏者和製造者外，作曲家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在這方面，歐洲音樂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歐洲樂團發展到現在，有好些地方可以予以借鑑的：一、聲部的組合給移植到樂器上去，並形成一套亮麗的和聲與對位的織體系統。中國民族樂器若也照移植的話，那麼劉文金在文章裡所說的「韻」就是中國音樂的靈魂了，這種中國獨有的唱腔裡的「韻」便必須完整地在民族樂器上發揚光大。二、英國的工業革命直接地促進了樂器的現代化，尤其是木管和銅管樂器。現在科技較十八、九世紀的歐洲發達，因此講樂器改革，尤其是管樂器，應更有條件去進行。三、過去三百多年裡，歐洲作曲家為各種樂器寫了為數眾多的獨奏、合奏、重奏、樂團樂曲，有效果地發揮了各種樂器的性能，而這種為樂器創作的結果，令歐洲樂團的音色、音量、音達能力不斷地改進，從巴洛克時代與古典樂派以弦樂為主，經過浪漫樂派的雙管制，到二十世紀的三管制以至現代樂派對敲擊樂器的重視，使現代歐洲樂團成為歐洲文化裡的一顆寶石。

作曲家的創作是「樂改」最可靠的保證。

上文只涉及六篇文章，另外還有八篇，包括何占豪、余少華、陳慶恩、鄭朝吉、龔林、賴錫中、李民雄等有關國樂、中西文化、樂器改革、大型合奏等問題的論述。有些問題特別引起爭論，如「交響化」、器樂在「韻」上的表達等，常常引起熱烈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