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乐季]

18/4/2003 大公报

中国音乐生态及发展
香港中乐团座谈会与音乐会 (之一)

刘靖之

作为香港中乐团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乐团於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举行了「世纪中乐名曲选」音乐会和「探讨中国音乐在现代生存环境及其发展」座谈会，是饶有意义之举。我个人对艺术界的奖项不以为然，因为艺术的个人品味十分强烈，难以评审，但由听众选举他们所喜爱的乐曲，却是值得做的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听众的兴趣，另方面进行市场调查以便於乐团的策划与曲目的选择，更能鼓励作曲者的创作，实是一举三得。

座谈会探索新路向
这次座谈会是「顺便」举行的，乐团想趁着宣布中乐名曲选举的「结果」，邀请海峡两岸三地的作曲、音乐家和演奏家等不同行业的代表来谈谈目前我们生存环境以及我们如何来适应这种生存环境。周凡夫的论文《如何面对新世代生态环境变化争取发展空间》颇有危机感，可以作为此次座谈会的主题演讲，把主题点明。李西安《对音乐传统传承、变异与创新的再认识》，以宏观的角度来向香港中乐团提出了这队乐团在传承、变异和创新三个方面所应做的事，具有纲领性意义。乔建中《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一文是相当扎实的有关中乐乐队的结构与组织的学术论文。他将一九○○年代以前的民间乐队归纳成十大类，并以珍贵的图片来阐述，令我精神为之一振。

乔建中的文章，进一步证明了中乐团（所有以民族乐器组成的团）并不一定要遵照欧洲乐团的编制来组织--以四声部弦乐、木管乐、铜管乐及敲击乐为组成部分。照乔氏的研究所得，一九○○年代以前的民间乐队以锣鼓、吹打、丝竹、弦索等为主，弦乐部绝对没有欧洲乐队那麽重要，那为什麽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民间和官方所成立的乐队大多是模仿效欧洲乐团的编制呢？我想那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後把老祖宗的好经验、好传统给忘掉了。我在自己的论文《大型中乐合奏艺术：独特性与世界性》里形容这种「忘祖」的现象为「美丽的误会」--以为欧洲乐团的编制能适用於中乐团的。

我在论文里还强烈地反对中乐「交响化」--欧洲乐团以四声部和声与对位为基础的「交响化」，不是反对中国式的乐器声部之间的「交响化」。演奏音乐总会有某一种形式的交响。在谈到「独特性」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把中乐和中国民族乐器的「独特性」尽量发挥出来，并全力、长时期进行乐器改革，鼓励作曲家为乐器改革作曲，将我们的「独特性」发挥出来之後，得到各民族的认同和欣赏，中乐就自然而然地有「世界性」了。贝多芬的作品不是带有强烈的德奥独特性吗？那不就是世界性麽？

乐改创作息息相关
张大森《我对中国民族乐队使用的常规乐器改革的认识》一文提出了乐器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张氏说：「中国民族乐队乐器音区的布局多集中在高音谱表的五条线上下，幅度狭窄而做成了声音色的混浊，缺乏清晰度，没有层次和立体感是必然的。」他还说：「低音哨呐居然不能拆卸！长时间无法消毒清理，无异於污水管道！敲击声部的响闹噪铺天盖地，等等。」张氏在民族乐器的演奏性能之优劣点，积累了四十馀年经验，现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团长。张氏的文章可以作为香港中乐团乐器改革的重要叁考文献。

但是乐器改革除了演奏者和制造者外，作曲家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欧洲音乐的经验值得我们叁考。欧洲乐团发展到现在，有好些地方可以予以借鉴的：一、声部的组合给移植到乐器上去，并形成一套亮丽的和声与对位的织体系统。中国民族乐器若也照移植的话，那麽刘文金在文章里所说的「韵」就是中国音乐的灵魂了，这种中国独有的唱腔里的「韵」便必须完整地在民族乐器上发扬光大。二、英国的工业革命直接地促进了乐器的现代化，尤其是木管和铜管乐器。现在科技较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发达，因此讲乐器改革，尤其是管乐器，应更有条件去进行。三、过去三百多年里，欧洲作曲家为各种乐器写了为数众多的独奏、合奏、重奏、乐团乐曲，有效果地发挥了各种乐器的性能，而这种为乐器创作的结果，令欧洲乐团的音色、音量、音达能力不断地改进，从巴洛克时代与古典乐派以弦乐为主，经过浪漫乐派的双管制，到二十世纪的三管制以至现代乐派对敲击乐器的重视，使现代欧洲乐团成为欧洲文化里的一颗宝石。

作曲家的创作是「乐改」最可靠的保证。

上文只涉及六篇文章，另外还有八篇，包括何占豪、余少华、陈庆恩、郑朝吉、龚林、赖锡中、李民雄等有关国乐、中西文化、乐器改革、大型合奏等问题的论述。有些问题特别引起争论，如「交响化」、器乐在「韵」上的表达等，常常引起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