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自汉至唐的繁华景貌，虽早已被流沙淹没，但中国丝绸由此西去，确证处处，至於至今已不能耳闻的音乐，亦因文物出土及考古推论得以证明西方音乐亦由此东流。

    其实，古代丝绸之路亦随时代变迁，有不同的支道，间道（近道），亦有不同支派的说法，日本着名民族音乐学家岸边成雄的研究认为，音乐文化的东流，亦至少有三条主道，并将之分别命名为西域南道、西域中道和西域北道。从大量出土文物、壁画、浮雕，可以确证的是，在甘肃阳关、玉门关以西，包括新强维吾尔自治区、帝俄亚细亚地区和印度在内的西域，的确是西方音乐东流的重要地域。西方音乐由此东流，所经西域城市，不仅作为通道，还会成为汇聚之点，先行与中国文化相融，形成独特的文化。印度和伊朗的音乐，便曾在这些通道城市汇聚下来，经过变化，再进入长安，往东前进。为此，这三条音乐通道亦形成了各成系统的细长的东西向音乐文化带，且各有重点城市。

    西域北道，最接近甘肃省，汉代已出现的古都高昌是北道上的音乐重镇，与其邻近的敦煌一样，到处都有中国古代音乐的资料，加上自西而来的龟兹文化，自北而至的回纥文化的影响，形成西域独特的文化样式。可寻的西乐东流确据不少，如就高昌附近出土的布画所绘四弦琴的弹奏形态作深入追溯研究，有人便认为这种弦乐器是隋唐，甚至更早前的土耳其民族乐器，正是在清朝时被命名为「火不思」的回民乐器，而这正是土耳其语Qubuz的音译。甚至在考据下，大概在元末出现的中国三弦，亦很有可能是经由此传入的伊朗弦乐器雅达路（雅是「三」、「达路」是「弦」之意）的变身，由此再东传琉球成为蛇皮线，继後并发展成为日本的三味线。

    不过，丝绸音乐东流最重要的通道却是西域中道，其中的古都龟兹，更是西域音乐的中心所在。从出土文物，及附近洞窟寺院的壁画，可以见出西方的鲁特琴，牧笛、竖形竖琴与中国，甚至日本正仓院所存的五弦琵琶、笛子，竖箜篌的紧密关系（但卧箜篌却应是中国固有的乐器）。

    至於作为西域南道中心的古都于阗所发挥的音乐东流作用亦较北道为大，其发展亦较龟兹为中心的中道为早，除找到牧笛、竖形竖琴，还有龟兹较少见的四弦鲁特琴，这与中国古画和日本正仓院所存的四弦琵琶很接近。

    其实，在中国古文献史料中已得知，通过新强这三条通道，早於南北朝，隋唐年代，已有相当数量的「外夷」音乐传入中土，甚而进入宫廷，而三条通道上的众多城市，亦因此出现独特的文化产品，敦煌壁画便是一例；而更早的晋代（公元265─316），亦在河西（黄河之西）出现汉、胡融合的河西音乐（亦名西凉乐）。

    同时，从各方面的证据亦已确证，古代丝绸之路西方音乐东流，除影响中国，更由中国再东传到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可以说，三条古代丝路的音乐通道终点，中国以外，还有日本和朝鲜，同样有三个，这其实亦是说，西乐东流所造就的，亦是包容了多方文化元素的音乐。